1

懒懒的星期天下午，挚友YP来电话，说“没什么事情只是问候一下”，但是三句话以后她那头就开始叹气，沉重地说，“台湾这样下去怎么办？”

身为一个极有影响力的媒体龙头，她知道太多社会的问题；YP的电话，永远是沉重的，所以我平淡地说，“又怎么了？”

她开始举例说明最新的台湾“沉沦”的种种实证：媒体依附政府、政府收买媒体、政治人物嚣张、知识分子无力、年轻人肤浅而狭隘、高等教育短视而功利、金融制度向富人倾斜、锁国政策使台湾经济边缘化……

“你看大陆的进步多快，”她忧心忡忡地说，“十年前我们完全瞧不起他们的任何报纸或杂志，你看看他们现在的平面媒体，比台湾的有深度，更有视野；文化版的文章动辄上万字。他们的大学生，比我们的大学生有国际知识，比我们的大学生拼命。他们的政策，比我们的更有魄力和延续性——我们的政客不知道在干什么。”

谈完她的最新忧虑，接着严肃地问，“你觉得，我们可以做什么？”

她口中的“我们”，指的真的是她YP和我龙应台。

我说，“来阳明山泡温泉。现在就去好不好？”

YP愣了一下，说，“我不要。”然后继续：“你知道过去七年内多少外商离开了台湾吗？”

我说，“带你去洗温泉好不好？”

她知道我在闹她，有点哭笑不得地说，“你干吗啊？我跟你说正经的……”

“亲爱的YP，”我于是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说，“一个社会的上升还是沉沦，是有它的‘共业’的。你和我，都一直在做我们能做的，而且已经持续做了很长、很长的时间，不是吗？”

她不响了好一会儿，然后重重地叹了口气。我说，“我们也只能尽心、尽力而已，大的历史命运不在我们的掌握之内，不是吗？”

她很不甘心地说：“是啊，是有‘共业’，只是──我还是觉得我们该做点更有效、更积极的事……否则台湾要完蛋了。”

是个懒懒的星期天，但这真是一通“救亡图存”的电话。

2

YP和我，都是在台湾被称为“外省第二代”的人。我们的父母，在自己都还是将满或刚满二十岁的“大孩子”的时候，颠沛流离，死去活来，被战争的飓风刮到一个万里外的海岛上，人生从零开始。外省人，因为没有田产遗产可以依靠，没有家族网络可以救难，没有祖荫和社会地位可以壮胆，没有在地的语言和知识可以运转，他们一无所有。一无所有的人，就会把所有的能量孤注一掷，一掷在单一的投资项目：下一代的教育。他们知道，只有教育，能让人突围，突围阶级的、经济的、社会的甚至政治的种种封锁和捆绑。

于是YP和我都考上了不错的大学，都申请到美国留学，虽然她和我都来自艰困的难民家庭，虽然她和我都是女孩。

本省的女孩——我们的小学同学们，在传统的文化网络里，很容易就出嫁了，可能嫁给邻村的有远亲关系的“表哥”；中学的同学们，很容易就被送到工厂去作女工了，赚到的钱，可以补贴家用，也可以买来黄金镯子一圈一圈套在手臂上，累积将来的体面嫁妆；大学的同学们，很容易一毕业就去作村子里的中学老师了，然后很快地结婚、生育儿女，被纳入大家族成为那任劳任怨的媳妇。

而一无所有的我们，因为被抛离了土地，抛离了附着于土地的传统网络，我们遂和男孩子们一样读书，一样考试，一样留学，甚至和男孩子一样被期待去赢得美国的硕士或博士学位──是的，美国，在那个冷战的时代里，我们心目中，外国就是美国，美国就是全球。然后和男孩子一样被期待，得到学位之后，回到自己的土地去报效国家。

放下YP的电话，我单独驱车前往温泉，一路上回想她的电话，不禁莞尔：这是民国几年了，怎么我们还在“救亡图存”？YP比我“严重”得多——我在努力投入社会改造的同时，还常常自我怀疑：烈士的鲜血一定比甲虫壳上的花彩有价值吗？这种怀疑，使得我对自己的儒家式的努力常发出道家式的嘲讽。YP在社会改革的路上却是勇往直前，义无反顾的；在她的人生辞典里，“嘲讽”或者“独善其身”的词汇，根本不列项。

3

我在乡下读初中一年级，高高瘦瘦的国文老师教到《论语泰伯》篇：

曾子曰，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

这是我们要熟记的“中国文化基本教材”，但是十三岁的我们叽叽咕咕笑成一团，彷佛要用一种夸大的疯癫来表达自己和同伙之间的联盟情感。国文老师的名字就叫“林弘毅”。林弘毅说，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”然后他解释，“弘，就是宏大，毅，就是坚毅。”我们又笑开了。大学刚毕业的老师故作镇定，继续用闽南音很重的国语讲解，“就是说，知识分子要志气宏大，品格坚毅，以国家的前途为重任，虽然路途遥远，负担沉重，还是要一路走下去……”

国文老师叫林弘毅，还有一个生物老师叫陈弘毅；什么时代啊，怎么那么多人的名字叫“弘毅”呢？老师，“那你弘毅不弘毅呢？”

十三岁的我们只是在幼稚地笑闹，然而显然在那幼稚笑闹之际，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”已经悄悄开始了我们价值的建构工程。

4

在雾气熏熏的温泉里，我闭眼思索那一路的价值建构过程。

小学的任何一个教室和礼堂里，一定有那四个大字：礼义廉耻。七岁的我们，开始这样理解：

“礼”是规规矩矩的态度。“义”是正正当当的行为。“廉”是清清白白的辨别。“耻”是切切实实的觉悟。

浅白的文字可以朗朗上口，容易背诵。我们当然不知道这是蒋介石在1934年为了“救国”而推出“新生活运动”的核心概念，更不知道这是统治者“糅合了中国传统礼教、服从唯一领袖的法西斯观念、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、国家利益为重、以至基督教价值观的元素”，用来“愚民”的哲学。我们更不知道“礼义廉耻”这小学生的知识其实来自深邃的远古经典：管仲在牧民篇中说：“礼、义、廉、耻，国之四维；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”《五代史冯道传》进一步作评：“善乎管生之能言也！礼义，治人之大法；廉耻，立人之大节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，不耻则无所不为。人而如此，则祸败乱亡，亦无所不至。”顾炎武对“廉耻”二字，感触更深：“然而四者之中，耻尤为要，……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，其原皆生于无耻也。故士大夫之无耻，是谓国耻。”

小学校门外，人生的道路如何崎岖，时代的翻滚又如何的诡谲，小学墙上的四个大字，谁会记得？能当真吗？所以，在二零零六年，当一百万人上了台北街头要求领导下台的时候，打出“礼义廉耻”四个大字，是把很多人给看傻了：这是开全体人民的小学同学会吗？多久没见过、没想过的字眼了，竟然活生生具体地站在你面前。彷佛千山万水之后，竟然又回到了起点。原来，再怎么“后殖民”再怎么“后现代”，人们倒过头来还是要求你实践小学老师教过你的公民伦理。

5

YP和我都是台南成功大学的毕业生。成功大学的校训是“穷理致知”。毕业后我的第一个工作，是到新竹交通大学担任助教。交通大学的校训是“知新致远，崇实笃行”。从美国回到台湾之后在台湾中央大学任教，中央大学的校训是“诚朴”。这两年成为台湾清华大学的教授，清华的校训是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。弟弟是台大的博士，台大的校训是“敦品励学，爱国爱人”。哥哥是东吴大学的毕业生，东吴大学的校训是“养天地正气，法古今完人”。弟弟的中学是台南一中，台南一中的校训是“止于至善”。

穷理致知，知新致远，重实笃行，诚朴，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，敦品励学，爱国爱人，养天地正气，法古今完人，止于至善……

是的，我也仍然记得校门口、礼堂里、梁柱上的各种标语：

以国家兴亡为己任，置个人死生于度外。

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。

修身，齐家，治国，平天下。

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

伦理、民主、科学，以伦理实现民族主义，以民主实现民权主义，以科学实现民生主义。

是的，我也仍然背得出李密的《陈情表》和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的片段，也仍然记得少年时如何背诵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，跟着老师念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还有柳宗元，还有韩愈，还有苏轼，还有欧阳修，还有贾谊。

YP和我，以及我们的同代人，是在这样的价值架构里长大的。

走了多少人生歧路之后回头，才明白这个孕育了我们的价值结构是多么深的被儒家思想所渗透。颠覆道统的庄子《盗跖篇》不会被我们读到，天马行空的《山海经》、唯物辩证的韩非、“不尚贤，使民不争”的老子，都不在我们的主要价值结构中。要认识？你自己去找。

和西方的主要价值对比时，儒家的“道德”特质就更显鲜明。我是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的毕业生，堪大的校训是：“谨守大自然的法则。”每受邀到一个大学演讲或访问，我就好玩地先去找出那个学校的校训，发现哈佛的校训是：“与柏拉图为友，与亚里士多德为友，更要与真理为友”；耶鲁的校训是：“光明。真理”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训是：“真理使你自由”；斯坦福大学：“自由之风飘荡”；西北大学：“凡事求真”；柏林自由大学：“真理，正义，自由”。

在这些著名的欧美大学里，最突出的两个字，一是“真理”，一是“自由”。强调“真理”与“自由”，和强调“厚德载物”、“敦品励学”、“爱国爱人”，是存在着极根本的差异的。

6

我不认为儒家可以被简单地解释为只有道德而没有真理追求的哲学。“穷理致知”难道不是一种对于终极真理的探索？“慎思明辨”又何尝不是一种对于独立思想的宣示？但是可以确定的是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、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”的熏陶，给了我们这一代人一种深刻的责任感，责任感推动着社会进步。

头发没吹干，我就离开温泉上路了。车窗打开，阳明山的风带着树的清香。阳明山，原名草山，蒋介石以王阳明的名字取代，同时把这条主要的山道命名为“仰德大道”。我，原来一直在“仰德大道”上成长。

转入山坡小道时，我想的是，如果YP和我是在“自由”和“真理”的校训而不是“礼义廉耻”的校训下培养出来的人，我们星期天那通电话的内容和基调，会是什么样的呢？